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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么要說短話，因為大家都很忙。
為什么現在的稿子越寫越長，在《少即是多》這篇文章里，自己總結了四個原因：不精通、不舍得、不放心、不變通。這四點算是主觀原因，還有一條客觀因素，那就是在復制粘貼時代，把稿子寫長的成本太低了。
最近讀了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文章，名字就兩個字——《說短》。當然，汪曾祺講得是如何寫小說，但與文稿寫作還是有很多相通之處的。為什么很多小說寫得很長，汪曾祺總結了五個原因：
一是情節過于曲折。他本人的觀點是“小說寫的是生活，然而生活是沒有多少情節的”。其實文稿也是如此，稿子寫的是工作，解決的是問題，沒有那么多宏大敘事，不需要長篇大論、史詩文章。比如，一講工作的重要性，就從中央到地方，從“國之大者”到“民之所向”，從“必然要求”到“現實選擇”……，把每一件事都視為“頭等大事”，就相當于沒有大事。
二是描寫過多。汪曾祺則認為小說中描景狀物，寫到“天黑下來了……”,“霧很大……”,“樹葉都落光了……”，也就夠了。這又讓我想起剛參加工作，接到一篇總結材料的任務，當時恨不得把所有形容詞、副詞都堆上去，反復打磨之后交稿，時任分管領導在禮節性、程序性、有選擇性地肯定之后，講了一句“感覺有點‘作’”。汪曾祺是語言大師，他一直認為“好的語言都是平平常常的，人人能懂，并且也可能說得出來的語言——只是他沒有說出來”。“紅杏枝頭春意鬧”、“滿宮明月梨花白”都是這樣，“鬧”和“白”，又有什么稀奇呢？但它就是好。
三是對話多。《說短》中講道，有些小說讓人物作長篇對話，有思想，有學問，成了坐而論道或相對談詩，而且所用的語言都很規整，這在生活里是沒有的。生活里有誰這樣談話，別人將會回過頭來看著他們，心想：這幾位是怎么了？汪先生是真的一針見血，我們寫的材料為什么人家不愿意聽，歸根結底是講了太多的大話、套話、空話、文件話，少了“人話”和煙火氣。
四是議論和抒情太多。汪曾祺并不反對在小說里發議論，他只是認為議論必須富于機智、抒情不能流于傷感。稿子到最后，值錢的觀點，觀點一般是以金句的形式存在的。金句為什么值錢，因為稀缺，如果通篇都是金句，那就會通貨膨脹。汪曾祺在多篇文章中反復引用托爾斯泰的一句話：“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談的。”警句和金句一樣，必須享受“眾星拱月”的地位，因為“星稀”才能“月朗”。
五是句子長、太規整。平常說話，沒有說挺長的句子的，不可能主謂賓齊全、定狀補都在。汪曾祺多次講到歐陽修寫《醉翁亭記》，剛開始是“滁州四面皆山也，東有烏龍山、西有大豐山、南有花山、北有白米山，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優美”，讀來讀去，感覺別扭，最后直接一句“環滁皆山也”。他自己的經驗是“要使語言生動，要把句子盡量寫得短，能切開就切開，這樣的語言才明確。”短了，其實是長了；少了，其實是多了。這是很劃算的事。
短，是為自己，也是為別人，因為大家都很忙。
